宁远之战：红夷大炮进化论
《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
作者：张明扬，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0年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袁崇焕以不足两万人的兵力在宁远防御战中成功抵御了努尔哈赤率领的六万后金军。这场战役是明朝与后金开战八年来的首次大胜。明熹宗对此赞不绝口，称赞这次胜利是七八年来绝无仅有的，为边疆的安宁出了一口恶气。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努尔哈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独宁远一城无法攻下，最终因愤恨而回。甚至有传闻称，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身受重伤。
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首次启用了自海外引进的最新式大炮——红夷大炮，其威力惊人，每一炮命中，都能造成数里地的糜烂。自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起，火器在明军中已普及，但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的出现却如同横空出世。为何在火器的加持下，明军野战时无法重现明成祖朱棣时代的辉煌，要等到这场守城战才取得首胜？宁远之战后，如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火器为何未能挽救明帝国的命运？
回溯历史，我们不得不提到从萨尔浒到宁远的战争历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后，向明帝国宣战。宣战仅三天，后金大军便在抚顺之战中击败明军，拿下抚顺城。三个月后，又拿下清河城，整个辽东震动。明帝国为了反击，从九边、四川、山东、浙江甚至广东集结了号称47万大军，主帅是曾在壬辰倭乱中表现出色的辽东经略杨镐。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遭遇了惨败。尽管明军人数众多，但面对努尔哈赤的集中兵力策略，以及内部的将帅不和、派系之争，明军仅在四天三夜内便被逐一击败。萨尔浒一役，明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丧失了辽东的战略主动权。
政治乱局之中，熊廷弼因党争而去职，他的主守战略虽立足现实却无法立竿见影，与朝廷的战略方针发生冲突。努尔哈赤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发动对沈阳的进攻。尽管后金军队仅用一天就攻下沈阳，但在城外与援沈明军的战斗中爆发了激烈的浑河之战。明军参战的有川军和浙军等部队。川军中的石柱土司秦良玉的白杆兵是明末的强军之一；而浙军可能与戚家军有所关联。这场战役是明与后金开战以来的一场重要战斗。
在这场古代战争的史诗中，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与英雄的风采共存。红夷大炮的引入改变了战争的格局，但战争的胜负并非仅由武器决定。政治、战略、人心等因素同样至关重要。历史的长河不断向前流淌，而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教训，以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明军曾在浑河之战中展现出罕见的血性与求战欲。这支援沈明军虽面临困境，但参战将领们却满怀斗志，决心捍卫荣耀。他们在川军的协助下，与八旗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在川军与白杆兵率先冲锋陷阵时，明军的英勇表现令人瞩目。面对八旗军的猛烈进攻，他们身着重甲，手持，三次成功击退敌军。《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八旗军甚至依靠刚刚抓获的明军炮兵战俘才最终击破川军。这些战俘在八旗军的巧妙利用下，发挥了关键作用。
川军在浑河之战中全军覆没。之后，浙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先用火器杀敌，待用尽后，在肉搏战中虽败犹荣。此战，浙军大小将校阵亡达120多人。明军在浑河之战中的英勇表现得到了高度评价，《明史》称其自辽左用兵以来，将士首次展现如此英勇。清人魏源更是将此战称为辽左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
努尔哈赤在攻取沈阳后仅五天便兵发辽阳，辽阳这座坚固城池仅支撑了一天便沦陷。袁应泰见大势已去，选择了自我牺牲。辽、沈丢失后，明朝中枢开始重视熊廷弼的价值，将他再度起用。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的关系不和睦，导致两人合作出现问题。在此期间，明军取得了镇江大捷，这是在不考虑其规模的情况下，明军的首胜。御史董其昌对毛文龙的胆识与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着战争的持续，明朝逐渐失去了主动权。努尔哈赤在得知熊廷弼与王化贞不和后，趁机进攻广宁。王化贞的失误导致广宁失守，明廷为此将熊廷弼和王化贞逮捕下狱并先后处死。至此，明朝已近乎丢失了整个辽东。
王在晋概括了当时的形式并提出了退缩至山海关的战略。然而这一战略遭到了袁崇焕的坚决抵制。他主张修筑宁远城墙并增强火器配置。经过实地考察，孙承宗选择了站在袁崇焕一边并亲自督师辽东。在孙承宗的支持下，袁崇焕开始了宁远之战的准备工作，为明朝在辽东的防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这场战争不仅是城墙的修筑战更是明朝命运的转折点之战。袁崇焕的创新在于城墙四角各筑一座附城炮台这不仅增强了防御力还体现了火器时代的战略智慧。这场战争虽然尚未真正展开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与战略价值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期待。在历史的洪流中，袁崇焕与宁远城共同书写了一段壮丽的篇章。这座城不再只是一道简单的防线，而是智慧与勇气的象征。它打破了城堡面对敌骑无法有效反击的局限，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为明朝带来了新的希望。
作为袁崇焕的得力助手，孙元化借鉴西方的筑城技术，将宁远城打造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他运用火器专家徐光启和利玛窦的知识，部分实现了西方筑城法的本土化应用。这座城不仅具备防御功能，更体现了先进的战术理念，即如何最大化利用新式火炮的威力。正如李湖光在《明帝国的新技术战争》中所言，宁远城虽受西方棱堡启发，但更是创新的结合中式智慧与西式技术。
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在辽东的四年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他修复了大城、建立了车营和水营，将辽军的防线推向了宁远。随着孙承宗被罢免，高第接任，辽防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高第的撤兵策略让孙承宗的四年努力付诸东流。但袁崇焕坚守宁远，誓言与宁远共存亡。
面对后金大军的进攻，袁崇焕深知唯有凭借坚城和大炮才能抵挡。他依托孙元化修建的宁远坚城，以及徐光启亲自采购的红夷大炮，准备迎战。这一刻，红夷大炮首次投入实战，也标志着明朝军事技术的一次重要飞跃。
在明末的战争中，火器的作用逐渐被军事精英们所重视。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明朝的军事家们开始思考如何最佳运用火器。徐光启提出的“以台护铳，以铳护城河，以城护民”的策略，为袁崇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他明确指出，应将火炮移至城内各炮台，有效轰击攻城之敌。
袁崇焕与后金军的对抗，不仅是战术层面的较量，更是两种文明、两种信念的碰撞。在这场生死较量中，袁崇焕展现了大智大勇，他深知只有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才能抵挡后金军的进攻。他将大炮架在城墙上，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的优势，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
这场战役的背后，也反映了明朝军事技术的转型与升级。袁崇焕和孙元化等人的努力，为明朝带来了新的战术理念和技术革新。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赢得了战役的胜利，更在于为明朝军事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袁崇焕与宁远城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智慧、勇气和创新的历程。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凭借智慧、勇气和先进的战术理念，成功抵挡了后金军的进攻。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明朝军事技术的成就，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遗产和深刻的启示。之前提及的明军引入西式筑城技术，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减少大炮在城墙上的射击死角，从而增强凭借坚固城池使用大炮的实用性。说起这一理论的先行者，徐光启无疑是凭坚城以用大炮理论的首倡者，而袁崇焕则在实际战斗中积极运用此战术。
事实上，在过去的八年战争中，八旗军在正面强攻下坚城的例子并不多。尽管他们几乎都能在一天内占领再坚固的城池，但多数城池的陷落并非由于八旗军强大的攻击力，而是由于内奸的出卖或是主将的失误。例如，抚顺、辽阳、铁岭和广宁等城都是在没有经历激烈抵抗的情况下被努尔哈赤轻松拿下。沈阳和开原的陷落也是因为主将出城作战后，城内出现内奸所致。严格说来，只有清河城是努尔哈赤通过强攻拿下的，但也付出了上千人的死伤代价。
面对拥有六万大军的努尔哈赤（后者自称二十万，但实际兵力可能约为十三万），袁崇焕手中仅有一万余人。他的优势在于以西方筑城技术建造的宁远坚城以及十一门红夷大炮。后金军对于明军的火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在野战中。但在宁远之战中，袁崇焕利用红夷大炮给予了后金军一个全新的体验。
当努尔哈赤大军抵达宁远城当天，袁崇焕便命令红夷大炮轰击城北后金大营，尽管有夸张的成分存在，但这确实给后金军带来了强大的震撼。接下来的两天是双方最激烈的攻防战。八旗军采用步骑兵射击掩护，运用特制的楯车来防御火器攻击，并尝试以斧凿和铁裹车撞开城墙。
明军的战术是利用红夷大炮和各类火器进行远程打击。红夷大炮的射程可达三公里，对后金军形成了极大的压制。当后金军突破炮火，接近城墙时，明军又使用了万人敌等土法火器进行近战防御。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城下遍布后金军的尸体。
次日，面对强大的火力，一向勇敢的八旗兵开始退缩，甚至不敢接近红夷大炮的射程。明军的官方史料记载，后金的将领只能带着部下在城下稍作抵抗便败走。宁远之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后金军的失败命运。此战对后金军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后金的命运走向。这一战役中最大的悬念是努尔哈赤是否真的在炮火中受伤并最终因此死亡。尽管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后的半年多时间去世的。宁远之战是明军凭借坚固城池和大炮成功抵御后金军进攻的一次重要战役。尽管明军在宁远之战中大败后金军，前后伤虏数千，甚至疑似击伤了努尔哈赤本人，但觉华岛之战的结果却更为惨重。在这场战役中，明军不仅丧失了关外的后勤基地，粮料八万余石及舟船二千余艘均被焚烧，更损失了高达七千的兵力，而后金军的损失仅有两百余人。
对于宁远之战的胜利，明朝内部曾引发争议。明熹宗采纳了兵部尚书王永光的建议，认为辽左之战中，明军成功抵御了后金军的进攻，这标志着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阎崇年在《袁崇焕传》中指出，明军坚守城池，利用大炮与城炮结合，依靠坚城屏障，发挥洋炮的威力，是阻止后金军攻势的有效手段。这一胜利得益于袁崇焕的领导和红夷大炮的运用。红夷大炮被视为宁远之战的第一功臣，战后，明廷特封一门红夷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红夷大炮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明朝永乐时期，中国早期火器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到了嘉靖时期，由于内部发展的停滞，明朝火器装备已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嘉靖元年八月，明军在广东的西草湾海战中缴获了葡萄牙人的佛郎机，这种火炮代表了欧洲当时的火炮制造水平。明朝迅速开始了对这种先进火器的仿制工作，并在嘉靖三年成功仿制出首批佛郎机。自此以后，佛郎机批量生产，成为明军火炮的制式装备之一。
戚继光等将领对佛郎机的应用充满热情，并将其与战术紧密结合。由于缺乏近代基础科学体系，明朝无法标准化生产火炮，因此未能走上军事近代化之路。尽管如此，明朝生产的各型佛郎机总数达三四万门，数量超越其他国家。与此也传入中国，被称为鸟铳。
明军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先进的武器和战术策略的结合。明朝在军事技术上的进步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限制。尽管如此，明朝的军事家们仍在不断努力，追逐和研究先进武器，以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军事技术的深刻理解。《中国火器史》中提及，明朝时期的火器技术受到了日本和欧洲的影响。当时，日本仿制自欧洲的——青出于蓝的鸟铳，被明朝主要仿制并广泛采用。戚继天将军在《练兵实纪》中记载，这种武器最初由倭寇传入，成为明朝军队的新式装备。
火铳作为明朝第一代火器，包括火炮和单兵火器两大类别。在嘉靖年间，随着西方新科技的传入，火铳被更为先进的佛郎机和所取代，完成了所谓的第一次西炮东传。这一转变标志着明朝火器技术的重大进步。
的发明，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相比火铳，在射击精度和射程上有了显著的提升，更配备了慢燃烧的火绳和，大大提高了发射速度。嘉靖三十七年，兵仗局仿制了第一批鸟铳一万支，而在戚继光领导下，鸟铳在军队中的装备比例高达40%。
到了明末，为了对抗蒙古重装骑兵的重甲和后来的后金军队，火器专家赵士桢对鸟铳进行了改良，设计出了一种更为先进、威力更大的。这一次的技术革新，可以说是对欧洲、日本和土耳其的一次技术超越。
真正的革命性变革还要数红夷大炮的引入。不同于前两次的技术革新，红夷大炮的引入并非通过战争中的缴获，而是由徐光启等人专门到澳门向葡萄牙购买，并聘请葡萄牙技工和欧洲的传教士指导铸炮工匠仿制而成。红夷大炮的出现，直接源于明与后金的战争压力，其强大的威力和精准度使其成为明军装备的第三代火器。
李之藻购得首批红夷大炮后对其赞不绝口，称其为无敌于天下的神物。实际上，红夷大炮的原产国并非荷兰或葡萄牙，而是英国。明朝误以为这批大炮产自荷兰，因而称之为红夷大炮。这些大炮的设计和制造已经融入了一定的数理知识，在射程、杀伤力、安全性和射击精度方面有了全方位的提升。
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滦州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强大的威力使后金军队望风而逃。可以说，红夷大炮的引入和使用，是明朝军事技术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明朝与后金战争形势转变的关键。
《中国火器史》详细记录了明朝火器技术的发展历程，从火铳到鸟铳，再到红夷大炮，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标志着明朝军事技术的重大进步。这些进步不仅提高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也反映了明朝对于外来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除了袁崇焕当初制定的凭坚城以用大炮战术，明军还结合战场实际和战力的提升，围绕红夷大炮和新式火器创造出了一系列多元战术。这些战术不仅体现了明军的智慧与勇气，也反映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和应对策略的灵活性。
明军发展出了炮骑协同战术。在宁锦之战中，当皇太极进攻宁远城时，袁崇焕巧妙地将骑兵与红夷大炮结合起来。明军骑兵在城墙附近活动，利用红夷大炮的射程优势进行支援，形成了炮骑协同的战术。这种战术在宁锦大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是日后关宁铁骑的最初起源。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战术也存在误伤友军的风险，需要在协同默契方面进一步加强。
明军还采用了车炮协同战术。在明朝中后期，战车逐渐从单纯的运载工具演变为配有火炮和防护装置的作战平台。戚继光首创的车营，以及后来孙承宗和袁崇焕对车营的改进，都体现了明军对火器战术的深入研究。战车不仅增强了火器的机动性，还作为火器部队防御骑兵冲击的屏障。这种车炮协同战术在宁远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构成了宁远城的第一道防线。
无论是炮骑协同还是车炮协同，都必须依托于坚城这个物理屏障。在真正的野战中，明军的红夷大炮、车营和关宁铁骑并没有证明过自己的实力。尽管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后受到明朝中枢的重视，被大量购买和仿制，但在后来的战争中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战争奇迹。
究其原因，一方面红夷大炮不擅长野战，另一方面可能与明军在战略和指挥上的不足有关。在关键时刻，明军未能充分发挥红夷大炮的优势，或者未能有效地将各种战术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明朝后期的政治腐败和军事组织的不完善也可能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明军围绕红夷大炮和新式火器创造的一系列多元战术体现了他们的智慧与勇气。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需要先进的武器和战术，还需要良好的战略规划和指挥能力。这些方面都是明军在后来的战争中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同和配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黄一农先生在《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一文中指出，在17世纪，红夷炮的发射速度虽有可能达到每分钟12发，但由于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需要冷却休息，平均每小时只能发射8发，每天发射数量通常不超过100发。对于快速运动的步骑兵，当时的红夷炮仍无法有效防堵并歼敌。
后金在造炮技术上的发展令人瞩目。在经历了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滦州之败后，皇太极意识到单纯依靠骑射已无法适应火器战争的需要。于是，后金开始着手制造自己的红夷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成功仿造出第一门红衣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几个月后的大凌河之战中，这门大炮立下了赫赫战功。
随着天聪七年的吴桥兵变，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相继归降后金，带来了更高质量的红衣大炮和受过葡萄牙训练的工匠及炮手队伍。这大大提高了后金的炮兵实力和军工能力。与此明朝最精通火器战法的孙元化被杀，明军失去了一位火器专家。在这一背景下，清军火炮部队已经能够与恃火器为长的明军分庭抗礼。
松锦之战是明清战争的决定性战役。清军击垮了由洪承畴率领的13万步骑精锐，在此过程中，清军的红衣大炮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东亚最大的火炮对战中，清军彻底压制了明军的炮兵，依靠红衣大炮的强大攻坚能力攻下松山、塔山和杏山三座坚城。战后，明清火器对比发生逆转，清军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而明军只剩下十门红夷大炮。
回顾明朝的三次火器革命，每一次都是受到外部军事挑战后的应对。皇太极以一己之力将后金从冷兵器时代引领到时代，仅用十七年就完成了明朝两百多年的成果。在《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一文中，黄一农将皇太极与古斯塔夫二世相提并论，认为他在军事史上被低估了。
黄一农和李伯重两位学者的话引人深思。红夷大炮的传入本为明朝救亡图存之用，却成为清朝吞并明朝的利器。我们不禁思考，如果没有红夷大炮的传入，明朝的命运会否有所不同？
本文选自《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作者张明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