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如何使用与管理驴的？当时政府有多重视

驴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唐朝，作为马匹的重要补充，其使用与管理备受重视。

唐朝高度重视驴的管理与使用，驴马和牛被视为大型牲畜，不得随意宰杀。这一法令体现了驴的重要性以及对驴的重视程度。唐朝对驴的管理分为中央和基层两个层次。

在中央层面，驴的管理置于整个唐朝官方畜牧业管理机构中考虑。天下公私马牛杂畜的增损及簿籍由驾部掌管，驴作为杂畜之一，也在此列。驾部与太仆寺在驴的管理方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驾部侧重于牲畜的使用管理，而太仆寺则侧重于牲畜的生产管理。两者在协作中，统一了畜籍，便于驾部进行军队及车乘配给，同时也方便进行基层的畜力管理部门工作成效的政绩考核。

在基层层面，唐朝对包括驴在内的所有牲畜实行量化管理，建立簿籍，并根据“死耗率”与“孽生率”实行严格的奖惩制。极重视驴及其他官畜的医治，设有专门的医疗机构和兽医。

在唐代，官驴的使用十分广泛。在军队中，驴常用于运粮。在政务中，官驴在馆骚、长行坊等传骚系统中使用普遍。私驴在唐代社会生活中也备受青睐，作为民众的出行工具，骑驴甚至成为诗人身份的特殊标志。

驴之所以在古代社会备受青睐，一方面是因为其性情温驯、忍耐力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驴的价格较为实惠。相较于马，驴的购买和使用成本更低，更加符合普通民众的需求。

唐朝对驴的管理与使用十分重视，驴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军队、政务还是民间，驴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实际使用中，也体现在文学意象中，成为诗人独特的创作灵感来源。魏晋名士的狂放不羁，对唐代文人崇尚骑驴之风有着深远的影响。魏晋时期，名士们以骑驴展示其独特的“名士风度”。王集生前喜爱驴鸣，甚至在好友吊孝时，都学驴鸣以表达哀思，袁淑更是撰写《驴山公九锡文》颂扬驴的品格。这种风尚被唐代文人继承并发扬光大。

唐代，驴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出行时，文人选择骑驴，既可能是经济水平的限制，也可能是他们追求不羁生活方式的体现。驴的运输能力在长途运输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一寺庙拥有50头驴的规模，足以证明其在运输中的重要作用。五台山远离深州，却能组织起庞大的运输队驮运油麻油，反映了当时长途运输的成熟与完备。

驴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广泛而深入。作为交通工具，驴为民众出行提供了便利。驴在军队和公家传递运输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运送粮食、驮负病员、运送官员家属及骚传等功用都得到了体现。更重要的是，驴在唐代文化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成为文人雅士的坐骑，为唐代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唐代赁驴业的兴盛，更是驴在社会中重要地位的表现。这一行业的兴盛，源于唐代道路交通的新发展、商业的繁荣以及驴价低廉等因素。随着唐代道路交通网络的完善和商业的繁荣，旅店业得到了发展，为赁驴业提供了交易的平台和载体。驴价低廉，使得赁驴老板能够置办数量众多的驴以供租赁，也促进了赁驴业的兴盛。随着马匹逐渐进入租赁市场，赁驴业逐渐失去了其历史舞台。

驴在唐代社会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其在军队和公家传递运输中的使用缓解了马匹紧张的局面，方便了民众生活，为文人雅士注入新的活力，为陆路运输业提供了新的交通工具，促进了唐代的经济发展。唐代文人的崇驴风尚，也体现了他们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