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最郁闷的人：因为一首“淫诗”，至今被当
在江湖的跌宕起伏中，他以酒为伴，领略生活的辛酸与欢愉。他的腰身如楚国的舞女般纤细，轻盈如掌上明珠。这是杜牧的江湖，一个载酒而生的世界。他的生活仿佛一场梦，十年间，他在扬州的繁华中沉醉，仿佛置身于青楼之中，体验着世间的薄情与厚意。
《遣怀》这首诗，是杜牧的独白，是情场的高手，风月场的老手才能写出的韵味。这首诗却被误解为淫词艳句，时常受到批判。但喜欢这首诗的人，内心却是深沉而真挚的。
诗人写下这首诗时，那些最放纵的日子已经成过去。他不再轻狂，不再放纵，而是沉浸在生活的低谷中。他写这首诗，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自辩，为了忏悔。他希望人们能理解他的苦闷与不顺，那些因他人给他打上冶荡放浪、生活不检点等标签而带来的困扰。
今天，我们要聊聊这个被误解最深的落魄红人——杜牧。杜牧的家世显赫，但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生活充满了曲折与坎坷，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与追求。
杜牧的塑像矗立在那里，仿佛是在诉说着他的故事。他的生活虽然充满了波折，但他的才华与魅力却不容忽视。他的诗歌流传千古，成为后人传颂的佳作。
杜牧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坚韧与毅力。他在困境中坚持自我，追求生活的真谛。他的诗歌表达了他的情感与思想，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才华与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杜牧的世界，感受他的诗歌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感动。在古老的帝都长安城南，曾经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世家大族——韦杜家族。他们的政治地位显赫，仿佛离皇权只有咫尺之遥，一句“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俗语，足以见证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
唐朝是一个讲究门第的时代，出身于高门士族的杜牧，似乎拥有了一切先天的政治优势。历史却给了这个家族一个不同寻常的注脚。
杜牧的祖父杜佑，是一位学识渊博、官运亨通的人物，曾三朝为相。杜牧的父亲杜从郁，无论在官场还是学术上，都未能延续父亲的荣光。如今，我们提及杜从郁，只能以“杜佑之子，杜牧之父”来介绍。
杜家的官场荣光，后来渐渐被杜牧的堂兄杜悰所占据。杜悰亦官至宰相，官位显赫，但可惜其人品欠佳。
当杜牧年仅十岁之时，他失去了爷爷，不久，父亲也离世。杜牧这一房的生活随之崩溃。他曾回忆，祖父分给他的三十间房子，因还债而落入他人之手。他与弟弟杜顗居无定所，八年内搬家十次，奴婢流失，生活艰难。甚至有时，他们不得不靠吃野菜度日。寒冷的夜晚，连蜡烛都点不起，兄弟俩只能在黑暗中默默背书，度过了长达三年的艰辛时光。
作为一个官三代，杜牧的遭遇充满了抗拒与反差。他拥有官三代的名号，却未能享有官三代的命运。中年以后，他时常对外夸耀祖父的功绩，声称“家风不坠”。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越是强调，说明已经失去得越多。
▲提及杜牧的祖父杜佑，他编撰的《通典》共200卷，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典籍。
杜牧的才华横溢，他走的路线是通过科举考试崭露头角。在年仅23岁的时候，他创作出了全文被教科书收录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借古讽今，无论是华丽的文采还是深藏的情感，都深深打动了当时读书人的心弦。《阿房宫赋》立即成为一篇爆文，广受欢迎。
太学博士吴武陵读了这篇爆文后，赞不绝口。他找到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崔郾，推荐杜牧。崔郾阅读后，也对杜牧的才华表示赞赏。吴武陵直接提出，今年的状元应该给杜牧。
崔郾摇了摇头，表示状元已经有人选了。不仅状元位置早已预定，前几名的名次也已被他人占据。吴武陵和崔郾争执不下，吴武陵最后说，无论如何，杜牧的名次不能低于第五名。崔郾经过考虑，最终答应了吴武陵的要求。
当吴武陵离开后，崔郾的其他宾客对他说，杜牧这个人生活作风不拘小节，甚至有问题。这些议论并没有改变崔郾的决定。他坚持认为杜牧的才华出众，应当给予他在科举考试中的好成绩。
这个故事展示了杜牧的才华和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成功的历程。他的《阿房宫赋》展现了他的文学天赋，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尽管他在生活中可能不拘小节，但他的才华和内在品质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唐朝的科举之路充满了波折和变数，从崔郾的态度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出身紧密相连。即使是才华横溢的杜牧，在推荐制度的大背景下，也一度面临着挑战。他的才华终究得到了认可，通过了科举考试，仿佛一颗新星冉冉升起。
杜牧的崛起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在科举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仍然需要面对制策考试的考验。幸运的是，他成功地通过了这一关卡，获得了授官的机会，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新贵。一时间，众多人士纷纷向他投来橄榄枝，希望与他结交。
就在杜牧意气风发之际，一个和尚的冷漠态度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当时，他与同年的进士一同出游城南文公寺，但寺内的和尚竟然不知道他的大名。这一经历让杜牧深受打击，他当场题诗抒发自己的感慨。
这首诗既是自我吹嘘，也是自嘲。杜牧意识到，即使在别人眼中他可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但在某些时候，他仍然可能被忽视。这让他意识到，尽管他在科举中取得了成功，但在真正的社会舞台上，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
杜牧，这位文人墨客，初入官场时如履薄冰，真正体验到了官场的深不可测。从公元828年至839年的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幕府担任幕宾，深刻感受着官场的冷暖。
他用诗句自我描绘这段经历：“十年幕府吏，促束簿书宴游间。”除了处理繁重的公务，他也在宴饮与游乐中消磨时光，享受征逐歌舞声色的乐趣。
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府中，杜牧度过了三个春秋，驻地正是繁华的扬州。牛僧孺，这位唐朝政坛的巨头，与另一位大佬李德裕之间的党争，长达四十年，史称“牛李党争”。
当杜牧加入牛僧孺的幕府时，牛僧孺虽已外放出京，但在扬州，他与这位大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段日子，也是杜牧最为风流浪荡的时光。
扬州，当时国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经济繁荣，服务业兴旺。人们常说“扬一益二”，意指扬州的经济地位全国第一，成都次之。
扬州的繁华，孕育了众多的青楼妓馆。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杜牧也常在此间流连，练就成了撩妹高手。他左手拥着莺莺，右手携着燕燕，公务之余，尽享人生的欢乐。
而牛僧孺对杜牧的放纵似乎并不在意，反而暗中派人保护他，怕他遭遇不测。那段日子，杜牧在扬州的繁华与喧嚣中，留下了许多令人传颂的故事。他的生活，如同诗篇一般，充满了浪漫与激情。当杜牧即将结束他的任期，踏上归途，去往京中担任监察御史之时，牛僧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在这场仪式上，牛僧孺语重心长地对杜牧说道：“老弟才华横溢，前途无量，但切记要注意身体。”话语间充满了关切与提醒。杜牧则故作糊涂，笑着回应道：“大人何出此言？我向来行事谨慎，未曾涉足声色场所，身体康健如初，无需担忧。”
牛僧孺听后哈哈大笑，命人取来一个竹筐子。杜牧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他这三年来吃喝玩乐的时间、地点记录，以及那些便衣保镖为他暗中摆平的纠纷细节。杜牧看完后，不禁感叹牛僧孺的细致与关怀，心中感激不已。
杜牧的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绝句。其中，《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便是一个缩影，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敏锐洞察。
杜牧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和情场老手。他的政治理想始终如一，他希望能为唐朝的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少年时代起，他便怀揣着济世补天的心态，读书时特别关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险易远近以及古人之长短得失。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朝廷的重用，承担起振兴天下的重任。
在晚唐那个国家颓势四起的时代，杜牧的济世补天心态尤为难能可贵。他的一生，不仅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篇，更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与抱负。他对唐朝的热爱与担忧，以及对天下苍生的关怀与救助之心，都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的风范。杜牧的一生成就了他不仅在文学上，更在政治上的卓越地位。在他风华正茂的岁月里，他以锐利的笔触给昭义节度使刘悟写信，言辞激烈，毫不畏惧地警告对方不要背叛朝廷。凭借直觉洞察到刘悟潜藏的野心后，他毫不犹豫地以个人的名义发出了警告。即便那时他还尚未崭露头角，但他的信件却充满了坚定与正义。
在扬州的日子里，他在温柔乡里仍不忘以文字书写忧国之情。那一时期，他针对朝廷对藩镇的宽容政策，撰写了一系列极具分量的政论文。这些文章，包括《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深入剖析形势，提出制伏藩镇的策略。他的见解独到，论述精辟，连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都不忍割舍，将这些文章收录其中。
人们或许认为他是个风流才子，擅长吟风弄月，但实际上，他的内心住着一个忧国忧民的战略家。他的诗歌大多关注时事，充满对时代的感慨，鲜明地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他的诗句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以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等，都借古讽今，批评皇帝的治国策略。
他的艳情诗所占比例并不多，如那些描写杜秋娘、张好好和豆蔻年华的诗篇，并没有像元白诗派那样直白低俗，而是融入了他个人的悲剧和遭遇，读来令人动容。
杜牧，这位诗评家口中的风流才子，其内心深处流淌的却是一种哀婉的悲伤。只有真正的诗评高手，才能透过他的诗歌，洞察到他那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樊川之杜牧，其忧国之心，与少陵之杜甫，可谓同心相应。
提及杜牧，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他借古讽今，以南朝的寺庙为引子，含蓄地批评了唐朝的佞佛现象。这位才子英雄的一生，却未能尽展其志。
杜牧的政治生涯恰逢牛李党争最激烈的时期。他身处其中，超然于两派之外，既不属于牛党，也不属于李党。尽管他与牛党首领牛僧孺有着深厚的私交，但在政治上，他却与牛僧孺的死对头李德裕有着更多的契合点。
简单介绍一下牛李两党的政见差异。唐朝自安史之乱后，面临三大难题：藩镇割据、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骚扰以及宦官专权。在这两大问题上，李德裕主张主动出击，力主进取。而在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取得了中晚唐难得一见的辉煌胜利。
相比之下，牛僧孺则更倾向于苟且偷安，姑息纵容，毫无进取之心。当唐文宗问及牛僧孺如何使天下太平时，牛僧孺并未针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反而粉饰太平，称太平无象，只要四夷不侵，百姓不散，便是小康。而对于如何实现真正的太平，他却避而不谈。
杜牧，这位一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才子，他的政治生涯虽充满矛盾与超然，但他的诗歌却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的诗歌，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最好诠释。在宦官专权的动荡时期，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两大势力：李党和牛党。对于这两大势力，文人杜牧的态度十分明确。他深深抱着济世补天的情怀，其政见与李德裕一党相契合。
杜牧的才华与见识，在政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提出了许多治国方略。这些见解主要是在李德裕当政时得到重视和应用。一旦牛党掌权，杜牧则选择缄默，他深知牛党不可依赖。
李德裕也对杜牧的才干表示赞赏。在平定泽��W之叛以及应对少数民族入侵等重大事件中，李德裕都采纳了杜牧的建议。尽管杜牧的才华得到了李德裕的认可，两人的关系却并未因此亲近。
杜牧始终未能成为李德裕的得力助手，这使他感到郁郁寡欢。原因可能在于李德裕出身于山东豪族世家，他坚守传统的礼法观念，不同于科举入仕的新贵。而杜牧出身关中高门士族，其不拘细行、纵情声色的做派，可能不被李德裕所容忍。
对于李德裕而言，杜牧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认同杜牧的才华和观点，但却不一定认同杜牧的行事风格。这种情况就像是把杜牧打入了一个特殊的类别：“我认同你的观点，但我不认同你的为人。”
这种微妙的矛盾关系，使得杜牧在政坛上始终无法大展拳脚，无法实现其平生抱负。而李德裕的保守观念和传统礼法，也可能成为阻碍他与杜牧合作的原因之一。史载，李德裕不喜饮酒，后房无声娱，这种自律的生活态度与杜牧的纵情声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杜牧与李德裕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牛李党争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党争，使得许多有才华的人无法施展抱负，也阻碍了唐朝的发展。杜牧的不被重用，既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李德裕，这位中晚唐时期的杰出宰相，虽被誉为难得的贤相，但仍难以避免门户之争的困扰。在他看来，杜牧与牛僧孺的深厚友谊，无疑将杜牧划归为牛党的一员。杜牧的自我认知并不以此为准。
当时的党争，并非基于政见，而是根源于门户之别。自杜牧投身牛僧孺幕府之日起，他便在门户之争中被明确定位为牛党成员。牛党的认可与否并不关键，重要的是，李党已确定不再接纳他。全祖望的见解独到而精准：杜牧因得到牛僧孺的赏识，却不幸引发李德裕的不满。
政治，有时候显得尤为残酷，它要求你必须始终站在某一队伍之中。那些试图保持中立的人，最终可能发现自己已被边缘化。杜牧的处境便是如此，他无法调和内心的矛盾：在情感上倾向于牛僧孺，理智上却偏向李德裕；在作风上已无疑是牛党，政见上却又得到李党的支持。
这位才华横溢的杜牧，纵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始终难以跨越门户之争的鸿沟，无法走进权力的核心圈层。他的内心苦楚，只能独自消化。
如今关于唐初历史的影视剧层出不穷，但涉及中晚唐时期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杜牧的遭遇，虽为历史的一部分，却鲜为人知。他的矛盾和困境，是中晚唐历史的重要注脚，也是后人应当深思的历史教训。
在门户之争的大环境下，个人的才华与努力，有时难以抵挡无形的力量。杜牧的遭遇，令人感慨，也让人深思。唐武宗会昌二年，正值杜牧人生的四十不惑之年。这一年，他被李德裕逐出繁华的京城长安，贬至黄州担任刺史。自此，他便一直在帝国的边缘之地徘徊，以地方官的身份度过年复一年。这段经历，成为他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彼时，杜牧的心绪如绮丽的扬州梦一般迷离而痛苦。“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句诗正是他人生低谷时期的真实写照。他的风流倜傥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痛彻心扉。
唐武宗驾崩后，唐宣宗继位，牛李两党的权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党失势，李德裕被贬至远方，最终客死他乡。而牛党则重掌大权，牛僧孺恢复了官职，担任太子少师，然而也在第二年离世。朝中的局势，已然是白党人物白敏中的天下。
白敏中乃是白居易的堂弟，其胸襟与能力虽属平庸，但在用人方面却有一个独特的原则：凡是李德裕贬斥的人，他一律重用。杜牧认为自己有望重返朝廷，便给白敏中写了许多信件，然而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或许在白敏中的眼中，杜牧在唐武宗时期对李德裕提出的治国策略，仍然显得刺眼。
最终，在牛党另一重要成员周墀的帮助下，杜牧被调回京城担任司勋员外郎。周墀与杜牧关系深厚，这次调回京城也仅仅是基于他们的友情。在牛党的眼中，他们并不认可杜牧是他们的同志。
入朝不到一年的杜牧，便多次上书要求外放任杭州或湖州的地方官。他的理由是京官的俸禄微薄，无法养活家中的弟妹。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执政的牛党人物粉饰太平、追求豪奢的做法感到失望透顶。
梦想扬帆向江海，胸怀壮志欲挥鞭。如今的我，心境已如寒霜，气息渐短。在乐游原上眺望昭陵，怀念着唐太宗的辉煌，却也是对现世皇帝的深深失望。
昔日，我曾被召回京城，重获荣耀，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五品官员。这些荣誉对我而言，已不再重要。我内心深处，只是想回归故乡，追寻那落叶归根的情怀。
于是，我重新整理了爷爷留下的宅子，将其命名为樊川别墅。在这里，我与三五知己，共享悠闲时光，度过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年。
大约在大中七年，也就是公元853年，我在樊川别墅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一岁。我的精神与诗歌，却永远留在了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我的离世，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我留下的诗歌，却成为后世的珍宝。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深情与真挚。每当我站在乐游原上，遥望昭陵，我都能感受到那份对大唐的深深眷恋。我的诗歌，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眷恋。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够永远流传下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的情感与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我深居于樊川别墅，与亲友共度时光。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充满了我的情感与记忆。在我离世之后，我希望那里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片净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命的真谛与美好。
我的人生虽短，但我的诗歌却永存。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诗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了解我的情感与思想。我相信，我的诗歌能够永远流传下去，成为后世的瑰宝。